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荒野精灵,沼泽与废墟。

第三天上午,拿着一份详细的线路图,我独自走向了勃朗特故居外边那片辽阔、空旷的荒野。勃朗特家的孩子们所具有独特的精神气质,与这一片恒常变幻、孤独荒凉的自然景观密切相关。每次读《简·爱》,我都会为开头有关恶劣的自然环境的描写所吸引:“哪一天不可能去散步了。

不错,我们早上已经在片叶无存的灌木林中逛了一个钟头;但是,自从吃午饭起,冬日的凌冽寒风就送来了那样阴沉的云和那样透骨的雨,这就不可能再在户外活动了。”可以想见,在无雨的日子,即便是冷峭的冬天,勃朗特家的孩子们经常手挽手地在无边无际的荒野中游荡,在狂风肆掠的灌木丛中尽情地玩耍,这一片寂静而孤独的荒野命中注定成为是她们无法逃避的命运图景,也是她们赖以生存、亲近、体验和书写的奇妙世界。

简·爱

夏天的霍华斯由深浅不一的绿色草地、参差不齐的灌木所环绕,显示着一种原始、质朴而野性的美。一条长长的峡谷把这片野地划为两半,从我行走的这边可以望见对岸被切割成一块块似锦的草坪和零零点点的白色绵羊,粉红色的铃兰花和石南丛在柔风中摇曳,远方是一望无际、起起伏伏的绵延山丘,单纯、原始、裸露的景色闪烁着内在的倔强和孤寂。

一路上,我孑然行走在弯弯曲曲的坡道,几乎见不到几个人影,除了偶尔遇见牵狗溜达的当地人或者零零散散的游客。经过“霍华斯公墓”后,我下坡走到一个叫“Lower Laithe”的水库,湖面清澈而冷峭,有一个伸向水中的小桥和观望台。路过一个人烟稀少的名为“Stanbury”的小村,偶尔看见一二个孩子以惊奇的眼光盯着我这个外来的游客,似乎我是从天而降的幽灵。

路越来越陡峭狭窄,散步者只能徒步进入沼泽地。这里的风景变得越来越灰暗,遍布烧焦似的黑色无叶荆棘,疏疏落落低矮的灌木丛中几只羊在低头吃草,有时发出哀哀的鸣叫。远远望见荒凉的山顶上有处残垣断壁,我走了大概三英里,才到达这个目的地“Top Withins Farm”——一座废弃的农家庄园,一堵断垣上刻着勃朗特协会在1964年标明的文字:此乃是《呼啸山庄》中恩萧家的原型。

站在废墟顶部,眺望着渺无人烟的野地,呼吸着咆哮而过的嗖嗖寒风,我遥想很久以前勃朗特家的孩子们也经常站立这里,心中充满着奇异的感动和对命运的感恩。“天苍苍,野茫茫,风吹草地现牛羊”,这一片辽远的荒野多么类似中国的西北大草原。

在断墙边,奇怪地生长着两颗相互依偎的大树,枝叶相触的树在狂风中瑟瑟作响,好像是凯瑟琳在对希斯克里夫诉说着不朽的誓言:“世上没有任何东西,可以毁灭的燃烧的激情,死亡也不能。”令研究者和读者们一直惊叹困惑的是,从没有恋爱过的艾米莉如何演绎出一个爱恨交加、相互伤害而又得不到慰藉的灵魂——希刺克历夫与凯瑟琳的爱情悲剧?难道就是这座残垣断壁和无边的荒野赐予她无尽的想象力和灵感?

回去的路更是崎岖不平,令人惊悸。我小心翼翼地跋涉过一段非常滑而危险的泥泞小路,穿过一个狭窄的“篱笆门”,终于来到了以勃朗特三姐妹命名的瀑布、桥和椅子边。各种奇形怪状的岩石从树木丛中裸露出来,恍若鬼怪出洞。

据说当年三姐妹经常到这里散步、读书、讨论,获得写作上的创意。“荒凉不堪岩石嶙峋的边界之内,仿佛是囚禁地,是放逐的极限。”《简·爱》中对荒野的描写残酷而真实。是的,在这一片看似被上帝放逐的囚禁地,勃朗特姐妹们却获得了无穷无尽的幻想,精神的世界战胜了自然的禁锢和物质的贫困,无限的温情和炽烈的爱从内心汩汩而流,如同嶙峋山谷这条清澈的小溪,穿越了古往今来,见证了一个文学传奇的诞生。

为什么在一个家庭里同时诞生了三个天才的女作家?为什么三姐妹的写作具有如此强烈的反抗精神和不合时宜的叛逆?为什么与英国女作家们(如:简·奥斯汀、盖斯凯尔夫人与乔治·艾略特)相比,她们显得如此不合时宜或不可思议?(如:直到20世纪人们才越来越认识到艾米莉的价值,甚至把她与莎士比亚并举)一个多世纪以来,许多评论家和读者从不同的角度试图破解勃朗特家的“文学之谜”。我也带着自己的疑惑,穿行在霍华斯的建筑、教堂、墓地、故居、酒吧、街道、荒野、蒸汽小火车之间,试图从地理、环境、文化与文本中,寻找更多深层次的解释。

勃朗特三姐妹

勃朗特故居博物馆,陈列着后来的研究者们千方百计地收集到的勃朗特家的物品——手稿、书籍、衣服、家具和资料。有一个特别的细节引起了我的关注——勃朗特家与爱尔兰的密切渊源。如果不是在爱尔兰访学,从都柏林来到霍华斯,也许我根本就不会关注到这一点。

勃朗特三姐妹身上与众不同的野性、狂暴和叛逆和对独立、自由、平等的无比追求在某种程度上是迥异于英国本土的爱尔兰精神气质的体现,也可以说,勃朗特家族体现了异乎寻常的爱尔兰的民族性与独特性。帕特里克.勃朗特于1777年3月17日出身在北爱尔兰CountyDown的Emdale镇,父母是属于新教圣公会的务农者。其父休(Hugh Brunty)来自爱尔兰的南部,从小被叔叔收养,后因家人反对自个的爱情而与爱丽丝(AliceMcClory)私奔到爱尔兰北部(据说《呼啸山庄》的一些情节以此为原型)。

County Down是位于北爱东南部盛产传说和神话故事的美丽海滨,是5世纪为爱尔兰带来基督福音的圣徒帕特里克(Patrick)的传教之地,其中有一条著名的峡谷Bann Valley穿越,这块神奇的土地上流传着许多有关这位圣徒的故事。很巧合的是,帕特里克.勃朗特的名字不仅来源于Patrick,而且还是在“圣帕特里克节”这天出生。

他是一个贫困的务农家庭中十个孩子中的老大,聪明好学,自学成才,曾经做过学徒和老师,后来凭借自己的锲而不舍考上了剑桥大学圣约翰学院,攻读神学;他还把老家的姓“Brunty”改为便于记忆、读音顺口的“Brontë”。由于成绩出色,工作努力,信仰虔诚,他毕业不久就被委任到霍华斯担任副牧师。

为了远大前程,勃朗特牧师把自己的爱尔兰之根移植到了英格兰的霍华斯镇。虽然离开了故土,但他一生都与爱尔兰的老家保持着密切的关系,其桀骜不驯、富于怜悯的精神气质也遗传到了孩子们的血液中。他热爱阅读,才智丰富,发表了一些诗歌和小说,并亲自教孩子们一些有趣的爱尔兰语言和神话和传奇(夏洛蒂在13岁创作了《爱尔兰冒险》),这种言传身教对孩子们而言是不可替代的影响。

他带有浓厚的爱尔兰口音的英语甚至影响到孩子们的英语发音。据说,夏洛蒂的同学和好友对她一口的爱尔兰式的英语印象深刻。如今,帕特里克.勃朗特的出生地Bann Valley也因其三个杰出的女儿,改名为勃朗特区(The Bronte Country)。

三姐妹中唯有夏洛蒂在38岁才结婚,这位一直声称不愿因为婚姻而失去自由的老处女为何不顾父亲的反对,放弃了其他一些男士的求婚,最终嫁给了一位来自爱尔兰的神职人员?她婚后幸福吗?这也引发了我的好奇心。

夏洛蒂

夏洛蒂的丈夫尼可拉斯出生在北爱尔兰County Antrim的一个小镇Killead,就读于古老的都柏林三一学院,毕业后于1845年6月来到霍华斯,成为勃朗特牧师的助理。一开始,夏洛蒂牧师并不同意小有名气的女儿嫁给一个爱尔兰来的穷牧师。但是这对恋人偷偷约会,最终说服了他,在1854年结为连理,而固执的父亲并没有参加他们的婚礼。

不久,夏洛蒂跟随丈夫回到爱尔兰度蜜月,在信中提到“我非常高兴我所看到的一切,更为惊奇的是我发现这里像英国人那样整洁,家里的一切都安排得井井有序,而我曾被告知爱尔兰人很懒散邋遢。”两人度过了一段美好幸福的岁月。不幸的是,1855年已经怀有身孕的夏洛蒂感染疾病,度过了八个月的婚姻生活就去世了。

而尼可拉斯继续和夏洛蒂的父亲在一起居住和工作,直到1861年勃朗特牧师去世。此后他又回到爱尔兰中部Offaly County的Banagher定居(如今这里有条名为夏洛蒂的小路),不久他娶了堂妹玛丽(Mary Anna)为妻,直到1906年88岁高龄去世。21世纪初直到现在,收藏家们不断地从玛丽及其后人手中购买了不少属于勃朗特家的重要物品,其中有布伦威尔画的三姐妹的著名油画,重新放置在博物馆中。

勃朗特姐妹们生活的年代,恰逢爱尔兰与英国关系最紧张、最恐怖的时期。1840年在爱尔兰发生的土豆瘟疫一直持续到1847年,饿死了近250万人(此时,勃朗特牧师的父母兄弟们都住在北爱尔兰)。正值维多利亚盛世的英国面对比邻爱尔兰发生的大灾难却无动于衷,当时的财政大臣特里威廉竟然声称“上帝把灾难带给爱尔兰是为了给她一个教训,灾难不能太轻……我们要斗争的大邪恶不是物质上的饥荒,而是精神上的自私、混乱和狂暴。”

《简·爱》和《呼啸山庄》在1847年发表之际,在英国文坛激起了巨大的波澜,带来了“最令时代惊慌的革命”,温文尔雅的文坛被一种“混乱和狂暴”式的奇异之声激怒了,《镜报》上的一篇文章尖刻地称《简·爱》“践踏了受到我们祖先尊奉并引以为荣的传统习俗”,斥责作品具有“颠覆固有的社会、文化、政治秩序”的意图。简·爱和希斯克里夫这两位叛逆者的形象如此相似——他们身上的“混乱和狂暴”完全不同于那些温柔乖巧的英格兰小姐和彬彬有礼的绅士们。

对于许多读者而言,这部小说完全是个不顾社会成规的“异类”或“他者”。艾米莉的《呼啸山庄》更是超越了时代,连夏洛蒂也曾把这位安静沉默的妹妹视为“不同寻常的生灵”,“自由就是她的呼吸,不自由,毋宁死”。勃朗特家的孩子们对自由的追求与桀骜不驯的气质在一定程度上代表了被殖民的、受压迫的爱尔兰人对宗主国英国的反叛和对自由的坚定追求。

1846年8月,夏洛蒂陪父亲到曼彻斯特做眼睛手术,城里挤满了从爱尔兰落荒而逃的饥民们。她在这里完成了《简·爱》,小说中经常提到烂土豆、饥饿、疾病和死亡,以一种微妙的潜在方式隐射了大饥荒时代爱尔兰人的艰难处境。小说中有一个细节,罗切斯特对简·爱说:“我听未来的岳母说有一个位置很适合你,是爱尔兰的康诺特(Connaught)的苦果山庄”。

罗切斯特心怀叵测地要把简·爱安排到遥远的爱尔兰最贫瘠最荒凉的地方,激发了简·爱的强烈反抗。简·爱在罗切斯特面前的抗议也可视为爱尔兰人对大英帝国的拒斥与颠覆:“我不是按照常规习俗,也不是通过肉体凡胎同你说话,而是你我的灵魂在对话,就仿佛我们穿过坟墓,站在上帝脚下,彼此平等——本来就如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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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趣的是,简·爱与罗切斯特的最终克服重重困难建立起来的婚姻关系,从夏洛蒂的爱尔兰立场暗喻了处于经济和文化弱势地位的爱尔兰与富庶、强大的英国的联姻——通过简·爱在精神和经济两个方面的自由、独立与罗切斯特的残废、挫折与谦卑。在小说中,简·爱不愿意去遥远荒凉的爱尔兰,与心爱的人隔海相望;但在现实中,夏洛蒂却毫不犹豫地嫁给了一位土生土长的爱尔兰牧师,并随之探望了他美丽的家乡。也许对她而言,父亲和丈夫身上的爱尔兰性是她永远无法摆脱的血缘、地理、文化、记忆上的巨大遗产,也是她身体、情感和精神上的最终皈依。

在都柏林我询问了一位地道的爱尔兰人一个问题:“是什么原因使得爱尔兰人具有艺术气质,与众不同,出现这么多影响世界的著名作家?”他回答了一个让我印象深刻的词:“Crazy”。这个抵达爱尔兰灵魂的词使我想起《简·爱》中的疯女人伯莎,她被一些女性主义批评家认为是另一个被压抑的简·爱形象。某种“疯狂”或“出格”的文艺气质的确构成了爱尔兰人的一个特征。这种独一无二的个性在不少具有爱尔兰血缘的作家身上都可以发现,从“讽刺大师”斯威夫特到“幽默大师”萧伯纳,从热衷于通灵术的叶芝到疯狂的天才乔伊斯和贝克特,更不必提惊世骇俗的王尔德。

毫无疑问,勃朗特姐妹们完全可以归入爱尔兰的文学传统中。因为她们以振聋发聩的激情和令人震惊的反叛方式表现了她们不容于英格兰的“他性”——“爱尔兰性”,她们对自由、公平和独立尊严的追求与爱尔兰精神异乎寻常地一致。透过勃朗特三姐妹的写作,我们或多或少可以体验到爱尔兰与英格兰——这两个民族之间复杂幽深的冲突与不断交融的历程。越来越多的当代研究者们也把目光投向了勃朗特家的爱尔兰之根。最近,有一位美国的戏剧家William Luce甚至把《勃朗特:夏洛蒂画像》(Brontë: A Portrait of Charlotte)搬上百老汇,扮演夏洛蒂的爱尔兰女演员Maxine Linehan说:“我愿意把勃朗特.夏洛蒂称为我们中的一个,因为她本来就是。”

勃朗特故居的对岸是一片低洼的原野,有一条名为“Keighley & Worth Valley”的峡谷穿过,掩映在碧树丛中是一条在19世纪的工业时代开通的小铁路,把霍华斯镇与伦敦、曼彻斯特等外部世界连接起来。1844年在姨妈的资助下,夏洛蒂和艾米莉登上蒸汽小火车,跨越大海,留学比利时,打开了通往另一个世界的大门。这次旅行的第三天,我也登上了一百多年前姐妹俩坐过的老式蒸汽小火车。离别之际,回望霍华斯的教堂、墓地、故居和荒野,我想起了简·爱的话:“真正的世界是广阔的,有一个充满希望和恐惧、感动和兴奋的天地,正在等着有勇气进去、冒着危险寻求人生真谛的人们。”

原文作者:刘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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