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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和人有缘,人和书也有缘。我和《尤利西斯》的缘分始于1941年6月。

那时我正在北平东单三条圣心学校读英语,教我们的爱尔兰修女艾玛指着四年级课本中的美国作家华盛顿·艾尔文所写《瑞普·凡·温克尔》这篇小说,说:“爱尔兰作家乔伊斯的长篇小说《尤利西斯》中,不止一次地提到这个作品和它的同名主人公。”

我当时14岁,初次听到这个书名,便把它和在日本小学时就熟读过的根据荷马史诗《奥德赛》改编的《奥德修的故事》联系在一起了。6年后,又在清华大学外语系美国教授温德开的“英国文学史”课上详细地听到关于这部天书的介绍。

尤利西斯

温德老人是个左撇子,边讲边写,涂了满满一黑板,分析主人公布卢姆在都柏林市18小时的活动。几年之后,初识萧乾时,我们又很自然地谈起这部意识流“开山之作”。他随手从案头抽出一本奥德赛出版社1933年版的《尤利西斯》给我看。他还用紫墨水密密麻麻地在空白处写满了笔记。

1922年在巴黎问世的詹姆斯·乔伊斯(1882-1944)这本意识流小说《尤利西斯》,如今世界各主要国家都有了译本,有些国家甚至不只一种。日本远在1932年就翻译出版了,至今已有了四种不同的译本。然而我国迄今才只有一个不及原作五分之一的选译本。

我国读书界(尤其学习或研究外国文学的)大都知道此书,有的读过摘译的片断。然而至今大多只闻其名,而未其其全貌,诚然是个不小的遗憾。所以四年前当译林出版社李景端社长找到我们,力促我们译这部天书,那确实是个挑战。半个世纪前,萧乾曾在剑桥王家学院对此书下过点“傻功夫”(他的原话),他晓得这可不是轻易挑得起来的担子,但我们终于还是接受了这一挑战。

心想,既然旁的国家有几种译本,中国也应该有;而且除我们之外还完全可能有高手再来译第二个甚至第三个译本。这部奇书是经得起这么反复尝试的。然而总得有人先来闯闯路。我们相信,最终会产生一部尽善尽美的译本。我们这只是拋砖引玉,当人梯。晚年能从事这么一项大工程,还是值得的。

我对文艺理论毫无研究,但我感到很难用什么主义来限定《尤利西斯》这部小说。它有时写实,有时荒诞无稽(连蹄子和扇子都能讲话,见第15章),有时十分抽象,大谈哲理,有时又十分具体(如关于赛马、斗拳,见第2章、第10章)。我认为《尤利西斯》的价值,主要在于深化了写小说的艺术,从外在情节而探索到人物的内心世界。乔伊斯于1904年离开都柏林后,曾宣布“自愿流亡”。

他辗转于巴黎、伦敦、的里亚斯特、罗马、苏黎世等城市,过着颠沛流离的生活。但他始终眷恋着生他、哺育他成长的故土爱尔兰,梦绕情牵。他运用内心独白手法,以都柏林为舞台,写成了这部本世纪意识流小说的“开山之作”。

詹姆斯·乔伊斯(1882-1941),爱尔兰作家、诗人,20世纪最伟大的作家之一,后现代文学的奠基者之一,其作品及“意识流”思想对世界文坛影响巨大。代表作长篇小说《尤利西斯》表现现代社会中人的孤独与悲观。

《尤利西斯》全书共18章,写主人公布卢姆(一个怕老婆的广告兜揽员)和他的妻子摩莉(歌唱家)以及一个名叫斯蒂芬·迪达勒斯的青年诗人(乔伊斯自传体小说《一个艺术家年轻的画像》中的主人公),在1904年6月16日这一天18个小时(晨8时至次日凌晨)的行动和内心活动——也就是意识流。

尤利西斯

作者把主人公这一天(后来《尤利西斯》的热心读者称之为“布卢姆日”)在都柏林的活动与古希腊史诗《奥德修纪》中的英雄尤利西斯在海上的十年漂泊相比拟,感到他所观察的爱尔兰现代生活是荷马世界的再现。小说赋予平庸琐碎的现代城市生活以悲剧的深度,使之成为象征普遍人类经验的寓言。这18章起初在杂志上连载时,为了突出各章主题,作者曾以荷马史诗的人名或地名作为标题。出单行本时,却把标题统统删去了。事实上,古希腊那部史诗只不过曾给作者以启发,二者并没有紧密的联系。

《尤利西斯》尚在执笔期间,前14章就已经在美国的《小评论》杂志上连载(1918-1920年)。1921年,该杂志在纽约被控刊载“淫秽”作品,因而在英、美、爱尔兰出版界没人敢承印此书。初版2000册还是由美国西尔薇亚·毕奇女士在巴黎开的莎士比亚书屋承印的。

次年2月,西尔薇亚把样书亲自交到乔伊斯手里。他是1907年开始构思,1914年动手写的。1932年,敖德萨出版社又在汉堡出版了此书的新版,由乔伊斯研究家斯图尔特·吉尔伯特担任校订,至第四版,始成为定本。1933年,纽约法庭经激烈辩论,最终宣布,《尤利西斯》并非秽淫之作,转年1月,此书的美国版即问世。在英国和爱尔兰,也相继解禁。

《尤利西斯》是本世纪最有争议也是影响极大的一本书。最初,在英国,有人认为它违反了伦理;在爱尔兰,有人说它反天主教;德国那时希特勒已上台,又嫌它的主人公是犹太人;在西班牙,有人认为作者把出生在那里的摩莉写得太放荡了;当时只有前苏联的密尔斯曾认为书中给工人运动带来些有益的信息。

书出版后,当时爱尔兰自治邦的一位部长曾去拜访乔伊斯,打算推荐他为诺贝尔奖候选人。乔伊斯戏答曰:“那不会给我带来奖金,倒会使你失掉部长的官职。”更有趣的是,当时柬埔寨国王正在巴黎,对此书十分赞赏,他竟然宣布改名为列那·尤利西斯。

《尤利西斯》问世以来,受到众多知名作家、批评家的称许;各国专门研究此书的著作不断出版,还成立了“乔伊斯学会”。再加上各种注释本,使越来越多的人能读懂并欣赏这部书。

《尤利西斯》的主人公布卢姆是生活在都柏林的一个匈牙利裔犹太人。19世纪末叶发生德雷福斯事件(法国军方陷害犹太血统的军官德雷福斯的冤案)后,犹太人在欧洲十分孤立,爱尔兰也掀起一场反犹运动。乔伊斯以这样一个犹太人为他这部杰作的主人公,并在此人身上倾注了他的同情。他笔下的布卢姆当然不是完人,但他是个宽容的丈夫,充满爱心的父亲,真诚慷慨的朋友。

乔伊斯在苏黎世写此书时,曾对画家勃真谈起他对犹太人的好感,认为他们在一个天主教国家里坚持犹太教的信仰是一种英勇的行为。他们不怕孤立。相形之下,小说中,与布卢姆的妻子摩莉私通的爱尔兰人博伊兰倒是徒然有个强壮的身子,但缺乏思想,没有灵魂的空壳子,一个饭桶。

乔伊斯在给妻子的信(1904年8月29日)中曾说:“我从心坎上摒弃当前的整个社会结构(包括家庭)以及基督教信仰……我的家庭属于被挥霍习惯所毁的中产阶级,我也受到遗传。我母亲估计是受我父亲的虐待,又被历年的苦恼以及我那率直的乖张行为缓慢地折磨致死的。当我发现,躺在棺材里的她那张被癌症摧残得憔悴了的脸是那么灰暗时,我晓得自己是在望着一个受害者的脸。

尤利西斯

“六年前,我离开天主教会,我对它恨之入骨。我发现由于我本性的冲动,我再也不属于它了。我在学生时代就偷偷地反对过它,拒绝为它任职。我甚至因此沦为乞丐,但我保持了自己的尊严。如今,我用笔和口和行动公开反对它了。我在社会上只能是个流浪汉。我曾三度开始学医,一度学法律,一度学音乐。一周前我还想在巡回剧团里当个演员。我没有力量实现这计划,因为你在掣我的肘。”

《尤利西斯》不仅在写作方法上彻底摆脱了西方小说几百年的传统,另辟蹊径,在思想上,他也是叛逆的。20世纪初,以诗人叶芝为首的爱尔兰文艺界都在致力于民族文艺复兴运动,乔伊斯却远离故土,摒弃天主教信仰及固有的社会秩序守则。他不但倾注大量笔墨写犹太人布卢姆的善良忠厚,头脑敏锐,还借这个人物的口说:“门德尔松(大音乐家)是个犹太人,还有卡尔·马克思、梅尔卡丹特和斯宾诺莎,救世主是个犹太人。”

失去祖国、到处流浪的犹太人的遭遇,使乔伊斯越发深切地感受到处在异族统治下的爱尔兰人的命运。例如在第12章中,绰号叫“市民”的一个激进分子就愤愤地问道:“咱们这里本来应该有2000万爱尔兰人,如今却只有400万。咱们失去了的部族都到哪儿去啦?”

他把爱尔兰人比作以色列人,所以特地使用了“部族”一词。公元前8世纪,由于遭受亚述侵略,以色列人就曾由原来的12个部锐减到两个部族;而19世纪中叶以来,因饥馑、移民等原因,爱尔兰人口由1841年的819万锐减到1901年的446万弱(照原先的自然增长率,本应增加到1800万)。据统计,19世纪有400万爱尔兰人被迫背井离乡,移居美国。

“市民”接着控诉道,爱尔兰的经济也遭到毁灭性的打击。“在咱们的贸易和家园毁于一旦这一点上,那些卑鄙的英国佬们欠下了咱们多大的一笔债啊!”在他父亲的影响下,乔伊斯自幼仰慕爱尔兰民族主义领袖巴涅尔。当巴涅尔失势并突然去世后,年仅9岁的乔伊斯怀着悲愤之情写了一首长诗。

后来经过润饰,收在《纪念日,在委员会办公室》。在《尤利西斯》中,包括巴涅尔在内的为爱尔兰民族独立事业做出贡献甚至英勇献身者,几乎无不被提及。尤其是第12章中,描绘富于传奇色彩的爱尔兰民族主义领袖罗伯特·埃米特(1778-1803年)因反英起义未遂,被判叛国罪,当众施以令人发指之酷刑,慷慨就义的场面,自始至终是用反笔写的,越发烘托出统治阶级之残酷毒辣。

《尤利西斯》的历史背景是1904年。在那个时候,恐怕没有人能预见到仅仅18年后,爱尔兰自由邦就建立起来了。在第12章末尾,作者用浪漫主义手法使布卢姆成为先知以利亚的化身,连同他所乘的车子升到上空灿烂的光辉中去,表现出对美好的明天的憧憬。

尤利西斯

利奥波德·布卢姆是以爱吃家禽的下水、浓郁的杂碎汤亮相的。读毕全书,一个有血有肉的人物形象就印在读者脑中了。布卢姆作为一个从匈牙利来到爱尔兰落户的犹太人后裔,对歧视并围攻他的本地人说,他“属于一个被仇视、受迫害的民族”,并指出,“侮辱和仇恨并不是生命。真正的生命是爱。”(见第12章)他是这么说的,也是这么做的。就在这短短的一天中,他为刚去世的友人狄格纳穆的遗属慷慨解囊,搀一个素不相识的盲青年过马路,午夜又救起酒醉后被殴打、倒在街头的斯蒂芬,把他带回自己的家。

应该说,乔伊斯之所以在布卢姆身上倾注了如此深厚的感情,是因为他本人就属于弱小民族。作为一个当时尚未取得独立的爱尔兰的知识分子,在英国人面前,他不断感到处于被侮辱与被损害的地位。

不论乔伊斯离故土多么远,年头多久,他的创作源泉始终是爱尔兰,笔下写的也只是爱尔兰。1921年,他对青年阿瑟·鲍尔说:“你这个爱尔兰人,必须根据自己的传统来写……你必须写自己血液里的东西,而不是头脑里的东西。”他又说,“一切大作家都首先必须立足于本民族,他们那强烈的民族精神最终使他们成为国际作家……至于我,我总是写都柏林,因为倘若我能进入都柏林的心脏,我就能进入世界各个城市的心脏。普遍寓于具体。”

世上有些作品一出现,立即引起轰动,然而很快就为人们所淡忘。《尤利西斯》却不是这样。当它遭禁时,许多名人为了维护出版自由而通力表示支持。然而当书出版后,人们却又迟迟疑疑地不敢轻易作出评论。但是今天,对此书的评论和注释,可摆满不止一书架。在它出版后70多年的今天,这部小说已被公认为“20世纪最伟大的英语文学著作”(拉尔夫·雷德语)。它的价值日益被文学界所认识。

乔学家哈利·莱文曾指出,它那“独创的表现形式有助于人们把握经验的新的方面”。进入90年代,乔伊斯研究依然是一热门话题,美国波士顿大学乔伊斯研究中心的基德教授,正在对德国学者盖布勒主编的《尤利西斯(1984年初版)开展“标点符号之战”,广泛地引起注意。1992年4月的英国《卫报》载文说,基德又是世界上最大的乔伊斯作品收藏家,拥有用28种不同语言出版的250种乔伊斯著作。看来关于《尤利西斯》的争论,还将持续下去。

翻译《尤利西斯》时,我十分赞赏这部奇书内容之丰富:3卷18章,粗看好像天马行空,想到哪儿写到哪儿,漫无边际。其实全书布局十分周密。每章各有独立的内容。有谈莎士比亚的(第9章),有谈音乐的(第11章),也有用英国散文发展史来象征婴儿从胚胎到分娩的发育过程的(第14章文章既独立,前后又总有呼应)。

我们译这部用字生僻、措辞艰涩的书时,首先注意的是译文的流畅。另外,为了避免读者陷入迷津,我们尽量通过注来指出前后呼应处。例如第3章末尾提到一艘三桅船正逆潮驶回港口,第10章倒3节末尾又提到这艘从布里奇沃特运砖来的罗斯韦恩号,到了第16章,布卢姆才从水手墨菲口中得知,原来他就是乘那艘船驶抵都柏林的。前两次写这艘船,都是伏笔。单是第15章的注就达984条。

尤利西斯

我们译这部小说在国内引起注意是不难理解的。一本名气这么大的书,终于即将见到其全貌了。所以不断有人给我们写信,鼓励我们早日完成。同时这个尚在进行中的译本居然在国际上也引起了兴趣,这是我们未料到的。最初是美联社驻北京的首席记者魏梦欣(Kathy Wilhelm)两次来家访问,并写了颇长的报道发往世界各地。

接着,美国《巴尔的摩太阳报》记者罗伯特,本杰明也来访。事后他寄来了剪报,不但有美国几家报纸登了他那篇访问记,加拿大法语报纸和葡萄牙报纸也都译载了,有的标题为《布卢姆在中国》,有的是《布卢姆在北京》。另外,多伦多电台还电话采访过。

我们细读这些报道,才明白他们是把《尤利西斯》的中译本看作是我国文艺方面改革开放的象征。他们提到20世纪50年代连《简·爱》和《约翰·克利斯朵夫》都曾遭到批判的极“左”时期的中国,如今竟然翻译出版30年代在西方也有过争议的《尤利西斯》,这表明中国真的走向世界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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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文洁若  原文来自微信公号:紫云悦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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